三四本书（二）

《霍乱时期的爱情》

爱而无畏，是我看完后最为深刻的感受。我对于爱情的认知既不完全是乌尔比诺夫妇那样的，也不是弗洛伦蒂诺与乌尔比诺夫人的夕阳恋，更不是浪子（弗洛伦蒂诺）与他的露水情缘们。非要选一个的话，那只能是乌尔比诺夫妇了。

暗恋，这是一个我相当熟悉、且知个中滋味的词。暗恋爱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更像是自我幻想中的完美情人在现实中的投影。但时间、认知，以及远离相应环境带来的释怀，能让我再次遇到她时更加坦荡，正如费尔明娜（乌尔比诺夫人）在丈夫面前、公开场合中应对弗洛伦蒂诺那般。费尔明娜在真正成人之后，反而觉得过往不过是青春懵懂，对于初恋也不再是当初海誓山盟般的情比金坚。弗洛伦蒂诺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爱情的惨败后，令其远离这个伤心地，从此不许回来。这其实才是最为正确的做法，明知有火却毅然扑火，不可谓理智。所以他开始疯狂地猎艳、索爱，借口抚慰心中的痛苦，既是伤害自己（性病）也是伤害他人（被丈夫砍死的情妇、得知真相后自杀的14岁学生暨情人）。可从始至终，费尔明娜的身影都没有从他心中消失，也许每每要消失之际，又因主动或被动遇见乌尔比诺夫人，身影反而越发生动和凝实。

而他与乌尔比诺夫人的夕阳恋，确切来说，这与她俩初段爱情毫无关系，她从一开始就切割了过往。如今是弗洛伦蒂诺以人生导师的形象，利用情场浪子的经验趁虚而入，但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书信来往和下午茶让乌尔比诺夫人形成了依赖，以及某日自嘲我是个老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却又十分在意报纸上的报道——一对各自有家室的秘密情人在旅游时被打死，尽管原因只是劫财，但乌尔比诺夫人对于下船的抗拒，显然不希望自己与弗洛伦蒂诺的关系暴露。报纸与社会的咄咄逼人都会让她身败名裂，令家人蒙羞。所以书中看似完美的结局，似乎隐含了一个悲惨的结局，霍乱是会传染的，挂了霍乱旗的船又该如何回到港口呢？

同时，我之所以反感这对夕阳恋人，是我始终觉得浪子对寡妇的情感并不是爱，而仅仅是一种源于失败的初段恋情的补偿性心理。尤其是欺骗费尔明娜自己为她保留了童贞，无论是利用她对自己的歉意——为你守了五十年“活鳏”，还是情话说惯了，所以脸不动心不跳地脱口而出。他的放荡一开始还可以勉强说是排解情伤，但后来以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设计骗取十三四岁女学生的情感，就可以说是道德败坏。夕阳恋更像是一种挽尊，一次自我重构，否则他连自己都无法认同自己是为了费尔明娜才如此放浪形骸，就真的成为到处沾花惹草的败类。

爱是兼具理性和感性的，乌尔比诺医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意识到了幸福的婚姻在于稳定，却又出轨，也没有给予对方足够的生活仪式感，爱是要被看得见的，临死的遗言又有什么用呢？医生和浪子对费尔明娜的爱都是源于感性的，浪子的爱过于感性了，意识不到门当户对，更意识不到穷小子不能给对方带来她想要的生活。费尔明娜也许正是明白这点，才会在看到他时不禁感慨这真是个可怜人。而后来的夕阳恋，一位是航运公司高管，一位是名流寡妇，从书信交流、下午茶到游轮，这可不是穷小子负担得起的。费尔明娜从前是理性的，也许是年纪和丧夫的缘故让她变得感性了。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拿我自己来说，高考失利的落差，大学生活与高中的迥异。种种原因导致我有些不愿开口，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忙碌时还好，无暇他顾，深夜不时会感到孤独，感到如潮水扑面的扼喉窒息感，想要发些声音却又做不到。此时任何的情感寄托都可以是救命稻草，所以有了能写下《我与芙蓉的故事》的前提。费尔明娜变成寡妇后，半个世纪的习惯被打破了，此间落差只会比我的更大，尤其社会仿佛在逼迫每个寡妇都必须天天愁眉苦脸，中国也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说法。这种情况下，费尔明娜变得感性，开始依赖对方也是情有可原。真正理性的做法就是对弗洛伦蒂诺闭门不见，所谓瓜田李下，不要做容易让人误会的事。当然，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早就有了极大的改变，寡妇变得更加自由了，能够排忧的方式也多得多。

《刺杀肯尼迪》

懂王解密肯尼迪事件，无疑使肯尼迪遇刺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次甚嚣尘上。相比于六万多页的文件，《刺杀肯尼迪》作为一个让我了解事件前后的途径，显然好入门多了。

在林肯遇刺前，许多人（包括林肯本人）都相信，美国人不是那种会刺杀他们政治领袖的人。

亲苏的卡斯特罗上台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猪湾行动、刺杀卡斯特罗等种种针对古巴的恐怖行动为导弹危机埋下伏笔——卡斯特罗需要力量对抗美国，但在危机解决后，肯尼迪一转强硬态度，放弃全面占领古巴，弃军工复合体利益不顾。

肯尼迪曾与黑帮的关系不错，《爱尔兰人》中提到是黑帮助肯尼迪赢得了某个州选举，但肯尼迪上台后，却让他弟弟开启反黑帮调查，逼死他们的朋友。

越南总统吴庭艳大肆灭佛，一张传回美国的佛教徒自焚照片，点燃了国内民意，肯尼迪不能再支持吴了，民众甚至呼吁美国撤出越南。另一张点燃民意的照片是《被警犬攻击的沃尔特》¹，它和越南局势让肯尼迪下定决心，将连任的赌注押在民权运动上。这无疑将得罪众多南方州，而肯尼迪的最后一站就在南方州。

奥斯瓦尔德，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向往共产主义，叛逃苏联后再次返美。不满肯尼迪在古巴危机中的强硬立场，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生活、工作不顺，幻想成为伟人，寄希望于古巴能让他成一番大事，却被拒签。大幕拉开前，他被妻子拒绝收留。次日，他把包装好的“窗帘杆”，瞄准了肯尼迪的头部。

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达拉斯²新闻早报》提前六天刊登了总统车队的路线，希望总统死的人都可以行动了；当日负责安保的特工没能在需减速路口做好安全检查；CIA早就关注到了奥斯瓦尔德，但仅仅持续到他回国后的一段时间；林登·约翰逊副总统继任总统并连任期间，CIA局长胡佛被挪出强制退休人员之外，并配合林登打击政敌和嘲弄过他的人；肯尼迪死后两天，与黑帮关系密切的杰克·鲁比当众枪杀了奥斯瓦尔德。

肯尼迪之死有阴谋论吗？只是一切都让那个大幕有了上演的可能，大家也就不得不欢迎那个可怕的结局了，坐视或者成为推手。蝴蝶扇动翅膀，就能在遥远的海岸引发一场风暴。这可能也是作者在现有官方论调下想表达的内容吧？

新公开的肯尼迪遇刺档案没能推翻或坐实奥斯瓦尔德独狼作案这一官方论调。新的信息如下（不完全）：①在遇刺前一个月肯尼迪就做好了撤出越南的准备，林登·约翰逊继任后下令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②肯尼迪助手阿瑟·施莱辛格的备忘录印证了肯尼迪与中情局互不信任的事实。肯尼迪上台后，试图削弱CIA。³施莱辛格警告肯尼迪，驻外使馆47% 外交官是CIA间谍，国务院里有1500多个CIA特工。一份账单显示，CIA在拉美21个国家都展开了行动。③CIA早就对奥斯瓦尔德展开跨国监控，连奥斯瓦尔德去墨西哥申请苏联签证都被盯着，并不是原先所说的短暂。⁴

《血疫》

猴类、猿类，我们生物学上的“近邻”，因此成为动物实验中的常客，为现代医学做出巨大贡献。而它们身上所潜藏的危机却不如此为人所知。《血疫》之前，我只了解HIV的源头可能是非洲大猩猩，互联网上也有“第一个感染HIV的人对猩猩做了什么”的地狱式笑话，毕竟较为熟知的传播途径，有母婴、血液、性交等。但第一个感染HIV的人未必对大猩猩做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书中提到，很多时候也许只是意外，如石头磕破、树叶划破、虫子咬伤后，伤口在无意中感染病毒，如接触带血的肉、打猎时沾上猎物的血，病毒就这样进入到人类世界。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任何城市。

照顾过扎伊尔感染者的玛英嘉护士，明知自己大概率患上了扎伊尔，却仍心存侥幸，隐瞒病情，前往其他医院，试图验证自己是别的毛病，毕竟她马上就可以去欧洲留学了，她害怕这会影响她出国。最后造成全城恐慌，军方和世卫介入。弗吉尼亚州的军方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得知自己有可能感染病毒时，按下不表，即使后续测出病毒对扎伊尔血清有反应，也只是每日自测血样，而这不过是害怕实验室中专门收容病毒暴露人员的“监狱”。连明知病毒恐怖情况的专业人员都不能做到坦白，各怀心思的民众能坦然面对吗？新冠疫情时期的歧视行为，尤其是针对亚裔和亚洲人的，以及美国民众、报纸对艾滋病“零号患者”的歧视所给出的答案恐怕是否吧？而所谓的“0”，源于某次记录中的打字错误——将O误以为是0，科学手段也最终证实他并不是美国艾滋病的来源，事实上，他乐于帮助研究人员研究艾滋病。

两次埃博拉危机中，都有国家强制机关的参与，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尽可能挽救多的人。即使最后人类幸运地度过危机，印证管控的不必要性，也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没有人知道人类下次也能这般幸运吗？在没弄清自然宿主之前，病毒可不会消失。吃一堑长一智，现代交通的发达，让病毒可以轻易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海关作为第一道口，货物报关、人员入境必不可少的环节——检疫、健康申报，确诊的需接受隔离治疗，疑似的（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需进行医学观察⁵。从防范已知传染病和未知传染病两方面入手。倘若当初进口到弗吉尼亚州的猴子经过医学观察，也许未必会造成如此严峻的局面。除去国家，公共卫生事件中频繁出现的还有另一位——世卫组织，它有个很重要的职责——监测全球卫生状况，并预防、防范和应对威胁人类健康的突发事件⁶，世卫缔约国需要及时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国际传播的公共卫生事件⁷。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认真地履行职责，这才是对延续人类文明最好的举措。

《1984》

书中，昨天宣布巧克力糖减配到20克，今天报纸却声称巧克力配给提高到每周20克，这无疑是媒体洗脑大众、颠倒黑白，但更可怕的是所有人都相信了。相较于如今一部分人任随媒体“报道”玩弄的现象，《1984》是禁止大众探究真相，而他们是不去探究真相，两种都挺可怕的。

看到思想警察利用电幕监察内部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现实，东厂、西厂、锦衣卫，厂厂卫卫无穷尽也。即使是现在有了AI的辅助，这还是不现实，但作者打了补丁——双重思想，这是书中所描绘的极权社会能存在的根本。什么是双重思想？类似于唯心主义，以脑中真实为真实，而非客观事实为真实。奥布莱恩说他能吹起一座大楼，只要他想。但为了航海，可以假定地球绕着太阳转，2+2也可以在生产中暂定为4。那么科学该如何发展呢？答案是不需要发展，三个国家默契地把人力物力无意义地消耗在战争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媒体报道。

关于双重思想的设定同样是不现实的。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亦有清醒之徒。这也许能用实践是主客观统一来解释，宣传并不能弄假成真。如今义务教育的普及，数理化所体现的理性思维，语文所展现的感性思维，都是在定下一个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大学学习马哲，哲学并不易懂，但至少明白矛盾观通篇都在说着一件事——事物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对立统一的。在这些基础上，很难说还有培植双重思想的土壤。

从双重思想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意识形态，劳动者势必会担忧自己正确的计算是否“正确”，纠结于2+2等于几？从而扼杀创新。一旦周边国家选择正常发展，发展出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那落后的国家会不会被迫作出改变呢？所以书中三个国家必须先达成默契，再进行文化、教育等的“改革”。如果三个国家都是独裁者掌权，他们就不会有吞并其它国家的企图吗？而且书中连底下的公务员都有自己的想法，上层更不用说，难道都愿久居人下？在我看来，达成这种默契和实现天下为公是同等的难度，前者甚至更极端一点。

与书中设定相比，当今世界各国内忧外患、合作竞争不断，不存在能发展出书中世界的社会前提。既然书中三国能在默契中维持极权统治，那为什么不能是天下大同、共产主义设想成为现实，一如《1984》作为毒药瓶上的标签警醒世人，大同也可以如朝阳般令人向往。

写于二〇二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