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本书（三）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电影很早就看了，电影选修课上老师也讲过了，关于是吃人的故事还是有老虎的故事孰真孰假，原著中并没有Pi在食人岛上发现女友的红绳，理查德·帕克（老虎的名字）也正是Mignonette号吃人事件中的受害者，幸存者被判死刑后被女王赦免。书末日本职员最终选择有老虎的故事，他的理由是无论哪个版本，都无法弄清船舶沉没的真正原因。文中聚焦的是犯下逆天大罪的Pi如何自洽，不为心中的罪恶感所压倒。

“保卫上帝应该从内心做起”，这是Pi被发现信仰不单纯时，几位宗教人士在互相辱骂时书中写道的一句话，什么叫从内心做起？一如我在《偶遇基督徒》中的那位阿姨，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也正如最近逝世的教皇，反对加沙发生的恐怖主义，主张发自内心帮助穷人，奉行节俭、环保理念。即使不是天主教徒，也很难说不对这名教皇产生敬意。

那么Pi该如何保卫自己的内心呢？一从宗教的角度自洽，无论是第一次杀鱼时，一边吃肉，一边感恩毗湿奴化生万物来拯救他；还是渴得不行后，迎来海上风暴，生死攸关之际，刹那雨过天晴，上帝没有因为他的暴行审判他，他将此视作上帝的旨意。最后“放虎归山”，将兽性自我放逐，重拾人性。二从现实的角度自洽，即使日本职员质疑并没有在岛上找到老虎，但从苏黎世动物园外逃的黑豹，十个星期都没能找到，引出城市里隐藏的动物比你想象得多和深。如果将东京塔倒过来，各种动物将像雨一样落下来。故事也保留一部分真实，完全迥异的故事也许难以为潜意识所接受。

“保卫上帝应该从内心做起”，这句话所蕴含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懂王疫情期间甩锅中国，再次胜选后，以芬太尼问题提高中加墨三国关税，古话说得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¹。找到问题，真抓实干。就比如所谓的“环保组织”，与反盗猎志愿者、巡山员、护林员，谁在做实事，谁在搞真环保，一目了然。口头上的巨人终究比不上行动上的巨人。

《东北游记》

尽管没有报刊亭，没有街道标志，但中学教学楼一直是村里最高的建筑。

中国父母大多是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尤其是经历恢复高考的那代人，很多靠教育真正地改变了命运，书中的弗朗西斯（作者的妻子）也是其中之一。放到现在呢？显然还是没错的，只是此读书非彼读书，过去教育资源有限，大专也吃香，如今本科遍地走²。而且改革开放初期那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以在改革春风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的父母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来广东后，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我的父亲愣是自学学会电脑操作、Proe和CAD等工业软件，从打工仔变为技术人员，再到管理，也是家族里最早买小汽车的。公司福利待遇都挺好的，每月都有集体生日，还会组织员工出游，印象里我扎破过集体生日上的布景气球，有次烧烤还白嫖了很多百年糊涂的赠品。后来，他们一边上班，一边自己开了个小厂。最后由于老板猜忌抑或是父母有更大的愿景，自己去创业去了，据我父母说，他们离开不久，公司倒闭了。对于我父母而言，相比于同期员工以及老家的同辈，他们算是混得很好的了，孩子都在广东接受教育，自己也定居在此。与其说读书改变命运，不如说学习改变命运，只是上学在传统意义上最能与学习挂钩。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他之所以能一瞥未来是因为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勇气，无论是批斗孔子到迎回孔子，还是东福米业对于荒地村的规划。

从“打倒孔老二”的否定，再到学校走廊上挂着的名言警句；清明扫墓从一度被视为旧社会风俗，到列为法定节假日之一的清明节。作者对此评价是“令这些传统历久弥新”，这与真理的相对性、否定之否定中的扬弃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于被用来培养愚忠之辈的、被改造过的儒家思想，论语中不乏真善美。清明扫墓形式上也许是落后的，但清明作为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的时节，再合适不过。历久弥新实质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

东福米业刘老板对于荒地村的发展规划，让我了解地方政府、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的模式。民营企业取代部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东福米业让农民感受到了发展的实质好处，如有钓鱼和大米抛光车间工作带来两份收入的关先生，修好的并扩建的村道及其两侧的太阳能路灯³。政府对于东福米业作为试点的支持也是寻找替代小农经济的出路，小农经济可不会提供反季节果蔬，也不能将农民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问题——如何解决农民不愿迁入集体民楼？强买强卖？还是尊重个人意愿？老一辈老去，无力耕种，而年轻一代不愿耕种，他们有的将土地出租给东福，住进集体供暖的民房；有的愿意在操劳一生的土地上养老。集约化农业必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从生产效率、食品安全，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角度。

他（三舅）说，每隔三十年，中国就要来一次划时代的农业改革，也就是每两代人就要经历一次大转变。

随着DeepSeek、宇树等新兴企业拿出实质成果，杭州也声名鹊起，江苏三问南京为什么没发展出“杭州六小龙”也火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趋同于集体，但求无过。正确的选择很难，容易的选择未必正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便问一个初中生，都知道是好事。但在当时，这件事本身的属性并不那么正确，也就显得“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论调的弥足珍贵。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更多了，敢于放权、担责的领导多吗？但确实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一些官媒明显是00后开始上任了，抽象视频多了起来。先不说是不是烂梗，对新事物的接受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也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之前我和母亲谈到机器人发展时，她担忧失业的同时也能想到未来。无人机喷洒农药早就有了，机器人可以极大地将农民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未来，村里成立集体公司，展开大规模科学耕种经济作物，这将使农村集体的生产资料真正的益于农民，提高农民收入。未来，机器人取代部分岗位，将人们从重复性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更好的服务将被推向农村，惬意的生活、优美的环境很难说不会成为一种新的向往。

《长乐路》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陈凯父亲在陈凯还小时，对于体制的看法是负面，无论是自己无法选择职业，还是陈凯叔叔因失火而失去商场经理一职，他都归因为体制。之前看沈逸教授的一个节目时，他提到了中美两国的官僚体制的不同，中国官员在天灾“人祸”中承担的风险比美国官员更多，出了事是要有人担责的。梅大高速事件中，四个责任单位及32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桥梁专业课上，老师也调侃过不好好学习设计，将来吃国家饭（设计人员终身追责）。

陈凯父母亲在国有企业下岗潮中失业，开始意识到金钱的重要和体制的稳定。陈凯在珠江集团找了份只需两三小时就能做完事情的工作，即使是现在，这应该也是许多人挤破头都要争的香饽饽。但陈凯厌倦这种无所事事，厌恶这种浪费时间还学不到任何东西的感觉，离开了体制进入到民营企业中。父亲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为什么呢？

体制，广义来说，是身处的环境，即有可能碰壁。高一那会的班级卫生是小组轮值，有天某值日小组缺人，老师让我们小组顺延接替。我质疑为什么我们需要为别人的问题买单？争论之中，她说到你不能改变环境，那你就只能适应环境。时至今日，即使很多细节想不起来，这句话也还印象深刻。

在中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我是永恒的生活法则。为什么他的父亲没能做到。

不同于陈凯父亲，王雪松认为父亲王明的遭遇是公平的，毕竟当时规定不允许搞地下工厂，他触犯规则自然要受到惩罚。公私合营之后，每个月挣170人民币，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但他不满足，他想要更多，最终入狱劳改，家人生活更谈不上幸福。作为一名企业家，无论是没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度，还是“重赏”下的匹夫之勇，都是不合格的。但事后诸葛亮一点，倘若他按捺住心中的野心，改革开放中未必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也不禁让人感慨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

学生有校园的环境，社会上有社会和国家的大环境，国家有国际格局、国内民生等更宏观的大环境，只用碰壁来形容体制是片面的。本科专业课老师就说过经济不好的时候选择多用人力，经济好的时候多用机械（施工组织设计中不同的机械在工时上有区别）。毕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研究生、公务员扩招也是同理。工程设计中要求体现环保方面的内容也是如此，都是宏观调控落到实处的体现。

上海日新月异的同时，一些积习却始终难改。

申报世博，上海作为对外展示窗口，需要表现出好的一面。无论是市容，还是市民的行为举止，上海还出版了一本数百页的文明手册。说到文明，我不得不提上个星期在小区跑步踩狗屎一事。很多人是有素质，但少部分人的行为，确实是“一颗老鼠屎”。上周图书馆有个抽电子烟的，提醒之后还抽，素质不高。

寒暑放假时乱七八糟的杂物间，就很破窗效应，一旦垃圾篓满了，有人乱丢，杂物间里就满是垃圾，这想必是求学时大多人都会遇见的情节。不同于搞卫生的同学辛苦一下，有两回有点不一样。一回是初中，班主任要求所有人回来认领，但那时把老师的话当一回事不会是大多数，我和那几位同学是少数，班主任也留到了最后。还有一回是高中，这回我是亲历者。忘了那天为啥有那么多书和纸被乱丢在杂物间，到下午再倒垃圾的话就会是另番景象，中午便和舍友收拾了一次。对于我来说，当然是气愤不过的，垃圾篓里的还好，垃圾篓外的就属于人为地增加工作量。但如果老师和学生提前打好招呼，卖书换礼品，那些书和纸应该能整整齐齐的摞成一堆吧？

上海申报世博时，一些破落的房子显然需要修缮。城开集团与区政府勾结，将麦琪里定为旧区改造项目，先说好居民有回迁的权利，后修改土地性质，以获得法律下强拆的权利，城开集团就此省下大笔费用。02年一批市政府官员因贪腐锒铛入狱。

在麦琪里之前，席女士的老公就是在动迁工作中丧生。动迁的工作人员在进入后，一场火灾，席女士失去了她的房子和丈夫。出于补偿，区政府分给她一套离家不远的公寓和一间浦东新区的商铺。席女士为求公道不断上访，伟奇（席女士儿子）在此期间独自生活，政府派车接送伟奇往返家校。后来，在上海富商叔叔的资助下，伟奇在康奈尔读博。作者提到他对于这些上访的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同情，另一方面又不理解他们的固执——意欲纠正某些社会谬误，与现实作对。看到这我想起作者先前提及户籍制度时，说它一方面使进城务工子女被迫成为留守儿童，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避免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贫民区，拉高犯罪率；进城务工人员将资金以及工作技能带回老家，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如赵女士在老家为两个儿子购置房产、安排婚娶。作者对此的评价是“必要之恶”。⁴

但旧区改造真的是政府企业双输的困境吗？我家附近就有比较好的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发商在原址盖新楼，除去回迁相应的商品房套数，剩余的出售。所以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有没有用心去做。人力有穷尽的事肯定有，但至少这件事不该在此行列之中。

题外话

看了饼叔的阿根廷大宝荐后，对于适应环境、改变环境有了些新的想法。不同于阿根廷青年愤而投身政治，在中国，有一条明路——成为你所在领域的能人，自然而然就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中国改革与发展重在调研，政府需要向专业人士征求意见，每年两会上的各界人士可不少。

关于各种选举方式的优劣，本质上是一种伪命题，能保证选贤举能就是最好的，而这一点往往后验，也唯有历史能给出最为公正的评价。大一的班干选举怎么进行的？新生彼此不熟悉，候选人发言基本上是打哈哈，底下的同学也只能靠初步印象选一个，脸熟的自然会当选。而我们的班长，他在前几天就到各个宿舍露脸，而工科又没几个女生。整个大一期间，学院通知、二课通知是比别的班慢的，而好的二课活动往往非常抢手，先到先得。班费是买奶茶、硬盘（记录班级活动）的，大二分流后，硬盘下落不明，被谁中饱私囊了。专业分流后的第一次班会，班主任指名班长，如果没人反对他就是班长了，考核期为一个学期。三年里，他积极带领班级参与活动，二课时长是从院校活动中白嫖的，班费是不用收的，最后剩的经费按学院传统顺延到下届学弟。⁵

尾声

在写这期读书感想时，我经常性地问自己考虑问题是否全面，但总感觉放在面前是一座大山，始终难窥全貌，更找不到上山的通途。所以，我删了部分内容。本期最大的收获就在于加深了对辩证的理解，也希望此后能做到“不知者有畏”。

写于二〇二五年五月